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监察立法权的定位以及监察法规的性质需要进一步思考。
在大湾区规则体系中，中央特区关系集中体现为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而内地港澳关系则体现为跨域合作协议及其附属文件。矛盾的次要方面不被主要方面压倒。
但在中央特区关系中，社会主义则指一个国家的国家性质。中央特区关系是广义央地关系的子集，所以央地关系所带来的因素在大湾区也存在，只不过形态和长三角不尽相同。或者简单甚至粗暴地套用中央特区关系的模板来处理内地港澳关系，把横向的跨域合作误认作纵向的垂直管理。2010年6月起，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先后扩大范围，经济特区和所在市的行政区划才终于实现重合。内地和港澳方面可共同返回一事一议程序，签订适当调整内容后的新协议。
参见姚魏：《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主导体制》，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来源：《法学评论》2023年第2期。从习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微信民族志时代的习惯与习惯法国家治理中习惯与法典的关系等新兴论题的讨论中，同样可以获得习惯本质的认知。
（三）规范主义范式及其缺陷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英美人类学界与法学界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一是人类学家所撰写的部落法学与原始法学作品，经常出现于主流法学刊物上。因此，对习惯的概念进行论述，应该从经验出发，厘清作为事实的习惯的生存场域。 摘要：习惯在中西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及意义内涵。因此必然要求对部落社会习惯的规范阐释，要兼顾习惯所生存的社会场域的历史。
面对这些挑战，极具逻辑性的臆测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界对习惯的认知渴望，但在本质上却是不科学的。霍贝尔在对爱斯基摩族群杀死老人习惯的记录中提到，一个年仅十二岁的男孩被其年老的父亲叫到身边，被要求用刀迅速地刺进他年老的父亲的胸口。
因为，对习惯的经验观察，一般践行的是现在进行时，即人们只能观察到习惯正在发挥的功能，而不能观察到习惯曾经发挥过的功能。纵观法人类学知识发展史，习惯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意义变迁：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叶，在此时期的各种法人类学著述中，习惯概念总是与野蛮、原始、部落等概念放在一起。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法人类学经历了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有关习惯的知识生产方法，亦逐渐由先前的理论分析转向经验观察。该学说以效力主义为指引，循沿习惯与法律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的内在逻辑，否定习惯和法律之间存在实质差异。
纵观人类学知识发展史，习惯的概念似乎先验地内含了早期社会的意义元素，习惯的生存场域只能是原始社会，一旦社会类型由原始社会进化至文明社会，习惯就会自动消失的观点，一直有着广阔的学术市场，尽管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甚至批判。公元13世纪，古法语的costume被中古时期的英语引入，拼写也相应变成custom，意为通常的做法、惯例，该拼写沿用至今，但词义却衍生出了海关、关税、买家等。（二）早期法人类学家对习惯的概念论述及其超越法人类学自萌芽伊始，便对习惯有所关注。引申来说，在他们看来，习惯的本质是部落社会文化的体现。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关于习惯的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其间可看到习惯的功能阐释范式的广泛运用，而这离不开梅莉的力倡。规范经由制度化后会变成习惯，习惯再次制度化后，就会变成法律。
豪厄尔在对苏丹境内的努尔部落习惯法参与观察后指出，随着部落法庭的建立，原先仅在部落族群成员之间适用的努尔习惯逐渐受到了国家法律的认可，这不但让努尔习惯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还推进了习惯向法律的转变。马赫（G.Maher）在批判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有关习惯与宪法关系判断的模糊性时强调，藉由习惯在宪法实践中作用的经验研究，可发现凯尔森对法律规范效力来源的错误认知。
此外，穆尔（Sally Falk Moore）对坦桑尼亚查加族习惯发展动力的探究，沙洛克（Martin Chanock）对马拉维与赞比亚部落族群习惯法的历史研究，德米安（Melissa Demian）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部落族群习惯（kastom）与英文习惯（custom）的概念关系模型分析，威鲁登（Henny Wiludjeng）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托拉查（Toraja）部落法庭习惯法的运行过程分析，吕志祥对藏族习惯发展至习惯法历史进程的梳理，徐晓光对侗族款约习惯法产生、形成、发展及其运作机理的研究，均运用了历史阐释范式。除了如上几位代表性学者及其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也是将法律多元作为论题，或是运用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或是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聚焦于习惯的规范阐释，如普里博多（Bono Budi Priambodo）在对印度尼西亚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关系的探究过程中，便尝试从目的与关系视角对习惯予以规范阐释，以厘清习惯与国家法的动态关系，以及习惯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史蒂芬逊（Gail S.Stephenson）强调，习惯经常被学者误认为是前文字社会的法律，习惯经由长时间的实践性运用即可被视为法律。爱泼斯坦研究发现，在赞比亚铜带省城市法庭法官的司法裁判中，习惯与本土成文法经常被共同作为规范适用于纠纷裁决过程。虽然有传统观点认为这个习惯的消失另有它因，但极有可能是被传教士苦口劝说才放弃的。禁忌与习惯之间的概念比较，必须要结合它们的适用场域来分析。
相较于习惯与禁忌的概念辨析，学界对习惯与法律的概念辨析，不但运用的进路较多，牵涉的理论更为复杂，而且还形成了三种不同学说：第一种是一元统合说。习惯与禁忌、法律的概念之间，既有紧密的意义关联，但也有明显的意义差异。
此后的法人类学研究中，经常可看到对习惯的历史阐释的范例。换言之，对习惯的概念进行论述，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经验的内在要素与经验的外在要素两个向度逐渐展开。
豪厄尔、霍利曼、罗伯茨对习惯的线性史描述，以及习惯与习惯法关系的判断，可以说是对英美法学界主流观点的颠覆。与沙佩拉类似，布朗在对原始社会法的原理进行探究时亦指出，在部落社会，法律与习惯可能会在概念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却具有意义共通性，盖因习惯与法律的法律性均以社会强制力为其核心元素。
比如，英国主流大学法学院使用的法学教材，均将习惯确定为部落社会规则世界里的母概念，并强调所有其他概念均从这一概念衍生而来。现今在国内各种文献中，已基本看不到习贯。（二）历史主义范式及其缺陷20世纪中期，随着豪厄尔（P.P.Howell）、霍利曼（J.F.Holleman）、罗伯茨（Simon Roberts）等法人类学家所撰写的部落社会习惯法著作与论文的发表，习惯法与习惯的关系作为论题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由此涌现出了一股关注习惯的历史阐释，藉由习惯的历史阐释获得习惯本质认知的新思潮。对习惯展开静态意义上的概念论述，会遇到来自概念本身所隐藏的历史的时间性与语义的相似性等结构要素的挑战。
第一，在论题方面，与习惯的其他三种传统阐释范式不同，习惯的情境主义阐释范式尤为注重论题的开放性，即它不会局限于以某个预先设置的具体议题为中心，而是假设所有与习惯有关的论题，都隐藏着习惯认知的火种——从习惯有无文化功能习惯法与习惯的关系法律多元等传统议题的探究中，可以获得习惯本质的认知。在今天的法国境内，当地的俗拉丁语（Vulgar Latin）consuetumen一词后来慢慢衍变为古法语（Old French）的costume，意为习俗、习惯、惯例、服装。
人类学家基于对习惯的长期探究，取得了不少共识性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分歧。成文法作为部落社会法的结构要素，无法从法中完全脱嵌（disembedded），从而成为一个独立部门（sector）。
因此，博安南强调，习惯就是一套被制度化了的、用来实现一个特定社会场域内特定任务的规范。二是邵纳习惯法是个整体概念，它由很多客观存在的习惯混合而成。
一是很多学者已然认识到，理论意义上的概念论述，需要同时兼顾历史学与语义学视角，而历史的时间性与语义的相似性之间的结构张力，是静态意义的学理论述无法消解的。二是学界对习惯概念的由来与适用的固有认知偏见，影响了有关习惯概念论述问题的探究热情。虽然恩格斯、麦克伦南、摩尔根等早期法人类学家并没有从本体论视角直接对习惯是什么进行定义，但从他们对习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习惯概念的特点与意义。梅莉、格拉克曼、霍贝尔等观察与记录的这些习惯，无论是以历史视角，还是现代视角审视，都可发现其间存在的不合理性甚至不合法性。
该习惯诉说的是，一个人若要为他/她的违法行为道歉、请求受害者原谅，只需提供一颗鲸鱼的牙齿和一份礼物即可。也有学者认为，习惯的概念源自风俗（mores）。
与其对抽象意义上的习惯概念展开论述，不如思考实践意义上的习惯的价值功能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们应该鸟瞰文化，盖因它涵括思想、观念、物品、习惯等诸多元素。
纵然19世纪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是法学家，但他们借由法学知识对人类学问题的探究，亦或借由人类学知识对法学问题的探究，大多是在书斋完成的，其间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理论分析，由此他们也被称为躺椅上的人类学家。第二，在方法层面，它不再恪守经验主义阐释方法，而是注重结合习惯的特定情境，综合运用多种阐释方法。
